摩尔多瓦宪法法院批准就摩加入欧盟进行全民公投

再看权利思想自日本向中文法学的返回式影响。

而行政法学则要在行政学研究的基础上，再从法制的角度侧重研究我国国家行政管理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以及运用法制来保证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等问题。[5]154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市场与社会难以按照预先的规则提前防范，此时就需要赋权政府根据情境快速判明方向，临时做出决策，应急采取措施。

同样，在行政强制执行领域，作为今天受到最严格的法律保留原则约束的行政活动类型，行政强制执行的列举式立法在早期却遭遇学者的质疑：现行法律对强制执行采用‘列举制，而且大多限于对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相近的思路亦蕴藏在特定行政活动的探索之中。[4]438政府角色的更新导致了美国行政法学的重心从传统的在法定授权范围内控制行政权力的运作，转移到承认议会对行政机关的广泛授权，并试图为此种授权寻找新的民主根基和制约力量。这次改革的主题是精兵简政，意在精减人员和撤并机构。从效率价值，到权利保障，再到综合调控功能。

而避免职责不清、责任不明的最重要的抓手，莫过于将过去的以言代法转化为依法办事。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一系列现实问题浮出水面。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的权利边界内容，体现了权利的本质要求，内在蕴含了比例原则。

总之，比例原则在中国属于宪法基本原则，聚焦于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行使限度，具有不可替代的规范功能。对于国家的授益行为而言，应采取最大有效性手段。(12)参见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40)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2款的禁止侵犯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也被认为体现了比例原则。

(25)参见前注②，门中敬文。(一)比例原则宪法依据的争论 1.通过权利义务一致性条款解释比例原则 有学者认为，比例原则的本质应是公民与国家之间权利义务的对称性。

我们行使权利，必须有合于权利的精神及使命的正当动机，否则我们不是行使权利，而是滥用权利了。(37)《阿尔巴尼亚宪法》第17条规定：对本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只能因公共利益或为保护他人的权利而由法律予以规定，限制应当与规定的情形成比例。⑧David M.Beatty,The Ultimate Rule of Law,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2(2004). ⑨王蕾：《比例原则在美国合宪性审查中的类型化运用及其成因》，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1期。内容提要：比例原则已被全球法治实践反复证明属于人权保障的利剑，必将成为中国合宪性审查的基本标准。

适当性原则要求手段与目的间具有实质关联性，只要手段不是完全无助于实现目的即可。权力制约原则主要解决的是国家权力间的关系问题。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包括禁止限制过度和禁止保障不足两个层面，体现了必要性原则的核心思想。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之争，实际上同比例原则在中国的宪法依据不明确有关。

在中国，虽然没有直接明文规定，但比例原则具有充分的宪法文本依据，通过宪法解释可以确立比例原则的宪法地位。公民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义务，注意限度。

(45)柳岚生：《新宪法草案中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49)在创设目的之下，权利人应以适当的方式实现权利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从权利的本质来看，权利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起点、以他人负担义务为终点的实践推理过程。(17)参见戴昕、张永健：《比例原则还是成本收益分析：法学方法的批判性重构》，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6期。在宪法中作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宣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进行交流和合作。《宪法》第10条第3款、第13条第3款的征收、征用规定，确立了公民财产权保障的比例原则。如果行使权利以故意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权利为目的，就违反了该项权利的创设目的。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头一条之中。

随着中国合宪性审查的不断推进，作为基本审查标准的比例原则必将大放异彩。合比例性政府成了宪法设计的重要目标，合比例性分析成了人权保障的全球方法。

有学者认为，比例原则不适合作为实质合理性分析方法，因为比例原则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和深刻的谬误，无法全面关照决策者应考虑的各种成本、收益因素，其机械的四步分析法很容易误导法律人的理性思维，所以应当打破比例原则的桎梏，用更适合进行理性思维和决策分析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取代。比例原则具有双重面向，既反对国家过度侵犯基本权利，也禁止政府对基本权利保护不足。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比例原则产生于法治国原则，是基于基本权利自身本质的需要，作为表述公民对抗国家的一般自由诉求的基本权利，只有当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时，才能被公权力合比例地予以限制。对于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缺乏一致的意见。

立法者应当根据不同权利的本质特征，具体化宪法基本权利，科学合理确立权利的内在界限。再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要求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限制权利或促进权利的实现。⑩在现代国家，基本权利种类和范围日益增加，各种新兴的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不断涌现，属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法治国的出现，国家对基本权利的给付和保护义务随之产生，从而禁止干预的过度变成了禁止给付和保护的不足。

(54)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载《中国人大》2004年第6期，第20页。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在总体上确立了国家权力对宪法权利限制的目的正当性原则。

中国日益重视合宪性审查，但其良好的运行有赖于宪法教义学作业，相关研究应当有效贡献于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建设和具体运作。确立比例原则在中国的宪法地位，使之成为宪法原则，对于人权保障意义十分重大。

⑥合宪性审查将宪法精神渗透于政府过程之中，可以强化宪法共识，有利于基本权利的保障。(26)我国《宪法》第51条构成全部基本权利行使的普遍性界限，意味着限制基本权利只能出于实现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以及其他人的自由和权利，由此可以得出目的正当性原则。

5.通过征收征用条款解释比例原则 有观点认为，1982年我国《宪法》没有为比例原则提供规范依据，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行政征收和征用条款写入宪法后，可以认为比例原则成了保护私有财产权的依据，为比例原则在宪法上的适用提供了空间。有观点认为，通过考察不同国家的合宪性审查实践可以发现，通过比例原则保障基本权利的国家，普遍出现基本权利的通胀现象：一方面，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大大扩张。再如《阿尔巴尼亚宪法》和《瑞士联邦宪法》也基本如此规定。(41) 通过考察比例原则在域外的宪法依据可以发现，比例原则同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

③参见张翔：《合宪性审查时代的宪法学：基础与前瞻》，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因此，探寻比例原则的中国宪法依据，可以消除误解，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与功能，使合比例性分析在部门法中得到更好地展开。

法院认为：一方在保证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对他方合理使用不动产的行为应予容忍。比例原则已成为中国法院评判行政行为实质合法性的重要准则。

法治国原则毋宁是主导性的思想，是所有下位原则的基础，为后者指明方向。(13)参见姜涛：《追寻理性的罪刑模式：把比例原则植入刑法理论》，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